“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与九十年代的“国学热”

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呼唤中华古老传统文明的热潮。从先秦诸子学派、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达到高峰的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乾嘉小学等等，都被重新拿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热潮也有增无减。对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大量印刷和广泛流传。《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的发行，可能创造了书籍发行之最。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1985年就发行了80万部，到90年代早就超过百万部，令目前一切所谓的畅销书都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了。我有一个亲戚，长期在美国学习与工作，他前年回国，要买一些中文书籍带回美国去，列在他书单的第一、第二本就是《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曾经“五四”时代被列为要打倒“孔家店”（孔子），在经历了近70年后，又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驱和圣人。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部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其规模达280万字的《孔子文化大典》的煌煌巨著，这是为“隆重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而作的。在题为《孔子———永远的人类伟人》的“代序”中赞美说：“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哲学的开山鼻祖，首创儒家学说体系。他的学说、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学科领域内均有独创与建树，其博大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需求，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时代精神。”甚至说，“孔子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使中国奔向新的未来。”耐人寻味的是用当年反孔先锋鲁迅的话来赞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谓“良苦”。所谓“新儒学”更是不胫而走，成为学术的时髦。老子和庄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也成为香馍馍，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一时间，“国学”又成为显学。连“五四”时期为革命开路的“反传统主义”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个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于80年代中期翻译进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对“五四”的“反传统”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似乎“五四”“反传统”精神不行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和对“五四”反传统的否定，认为这些人又要躲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对现实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争论甚为激烈。这个新的学术景观是怎样出现的呢？是传统文化变了呢，还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呢？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境遇”来说，在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后，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九十年代，传统文化似乎迎来了又一届“青春”。

应该说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没有变。变化了的是现实生活。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初步洗礼之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面“旗帜”。“物”和“金”都不是坏东西，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物”和“金”成为崇拜的“主义”，社会问题就来了。金钱的威力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连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无法抗拒市场化力量。金钱的“魔鬼”几乎无所不在。打开电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各色各样的商品广告。尽管你不是女人，你得看各种新式的例假带广告。尽管你不需要隆胸，你得看各种隆胸术的宣传。尽管你不需要那些奇装异服，你还得忍受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在你面前扭来扭去……不但在电视广告中，而且在你阅读报纸的时候，在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在你打开电脑的时候，在你失恋的时候，在你死了母亲的时候，在一切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这些东西。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变得俗不可耐，人的浅薄与庸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有点思想的人，还有智者，就不愿拥挤在这条充满俗气、浅薄和庸俗的道路上。他们扭过头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并从那“仁义爱人”的伦理中，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中，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导中，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理想中，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和中，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中，从“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思想中，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自然观中，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纯正的背影，或看到顺应自然的境界，他们连忙往回走，试图看到背影的正面，去领略那阔大恢弘的中华古典文化的气象、精神、诗情和韵味。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孔子入世之道，重新发现庄子出世之道，重新发现汉学的古朴之道，重新发现玄学的思辩之道，重新发现盛唐之音，重新发现宋明理学之理……神往古代传统是人们试图摆脱现代社会俗气所做的一种努力。

现代中国人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对传统的“眷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有相通之处。因为“五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中华古老传统的隋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就是在与传统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虚伪、落后、俗气、教条等作殊死的斗争。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狂人日记》，不会忘记其中几乎都熟悉的一段话：“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彻底的和全面的。他当年力主对外国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对抗中华古代传统的封闭、落后、虚伪、平庸、俗气等，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为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指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的精神的现代性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不难想到，中华古代文化有两面，有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超脱的一面，同时又有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状况。“五四”新文化革命时期，传统文化的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妨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反传统主义”占了上风，就不足为奇。现在，当社会转型时期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让平庸、俗气、粗卑的市民主义“污染”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想到并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和超脱，不也就很自然的吗？